影响货币政策的长期增长效应和福利成本的主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关于货币政策的增长效应和福利成本问题一直是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核心之一。

现有的文献中，有基于资本积累的增长模型，也有以研发和技术创新作为增长引擎的增长模型。

现有文献在上述两类增长模型框架中就货币政策的增长效应进行理论及实证分析，加深了我们对于货币政策如何影响经济增长与福利成本的理解。

毫无疑问，在探讨货币政策效果方面，银行系统作为货币政策的传导中介将起着重要作用。

一方面，银行的中介角色将通过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影响货币政策效果；

另一方面，银行体系的效率将决定社会中金融资产转化为可用于生产和研发资本的比率，提升这一转化效率将促进经济增长并提高社会福利。

然而，尽管银行所扮演的角色极其重要性，但由于难以将多种不同的货币政策工具如何影响长期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的分析同时纳入银行系统，因此大多数研究中并没有明确引入专门的银行部门。

基于现有文献在这一方面的空白，本文将尝试在增长模型中引入银行部门及相应的金融摩擦，探讨银行在多种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中所起的作用。

本文所建立的理论模型具有以下三个显著特点。

首先，我们将货币与银行的角色引入到一个动态一般均衡框架。

由于货币的一项重要职能是向市场交易提供流动性，以降低交易成本，因此，我们将基于交易成本这一方式引入货币。

银行部门的经营模式则主要是通过从家庭获得存款，并将扣除法定存款准备金后剩余的存款贷给企业用于产品生产和研发创新。

第二，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引入银行部门，能够使我们在分析货币增长率的基础上，同时引入另外两种与银行部门紧密相关的货币政策工具，即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银行资本杠杆率。

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将决定银行持有法定存款准备金的比例，而银行资本杠杆率则为银行资本占总资产的比率设定了一个下限，以控制金融部门的系统性风险。

在二〇〇八年金融危机之后，巴塞尔协议III着重强调了银行资本杠杆率要求在银行资产监管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

与传统单纯分析货币增长率或通货膨胀率的研究不同，本文基于研发创新驱动的内生增长模型，同时分析了三种货币政策工具，即货币增长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银行资本杠杆率，对于长期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成本的影响。

这将为货币政策制定者提供关于如何选择适当的货币政策工具，以作为平衡短期经济稳定和长期经济增长及社会福利的参考。

第三，通过在研发驱动的增长模型中引入银行部门，能够让我们更好地分析金融摩擦的重要影响。

在本文中，金融摩擦存在于银行将家庭存款转化为企业贷款的金融服务之中。

一般来说，银行的运营成本可以通过银行存款转换为生产资本的转换率来测度，转换率越高代表着更高效的管理，从而使得运营成本进一步降低。

我们将这一运营成本进一步划分为两类：第一类运营成本发生在银行将贷款转换为生产性资本，为企业生产中间产品融资之时；第二类运营成本发生在银行将贷款转换为研发资本，为企业研发项目提供金融支持之时。

相比于为生产项目融资，银行需要支付额外的资源，以评估研发项目的未来收益和潜在风险和实施监督，因此我们假定两种运营成本并不相等，且假定银行为研发项目融资所投入的单位运营成本要大于为生产融资所投入的单位运营成本。

本文首先通过建立包含银行部门的内生增长模型，从理论分析上分析货币政策的增长效应和福利成本。

理论分析结果表明：提高货币增长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银行资本杠杆率要求，都将导致经济增长率下降。

然而，这三种货币政策工具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程度有所差异，并且其增长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银行体系的运营效率。

具体而言，货币增长率的增长效应与金融摩擦无关，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增长效应随着金融摩擦的增加而上升，银行资本杠杆率的增长效应与中间产品生产的运营成本正相关，与研发创新的运营成本负相关。

在理论分析基础上，本文还进行了相应的数值分析。

通过收集美国一九六〇-二〇〇〇年期间的经济和金融数据，本文第五节对模型中的众多参数取值进行了校准，以期量化三种不同的货币政策工具的增长效应和福利成本。

数值分析结果显示，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对于降低经济增长率、提高福利成本的作用最大，提高货币增长率的政策效果最小，提高银行资本杠杆率的政策效果则介于两者之间。

虽然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通常被认为是一种有效的短期工具，但是从长远来看，调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将导致最大的福利成本。

进一步分析表明，三种货币政策工具在影响经济增长和福利成本的相对大小与金融摩擦有关，且这一相对大小对于为生产提供贷款的运营成本更为敏感，而对于为研发提供贷款的运营成本则不太敏感。

具体而言，在基准情形下，如果为生产提供贷款的运营成本上升至超过某一阈值，此时银行杠杆率要求的增长效应和福利成本将高于其他两种货币政策工具；

而只有在为生产提供贷款的运营成本上升至非常大时，三种货币政策工具政策效果的相对大小才会改变。

其主要原因是将贷款转化为生产性资本所产生的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资本收益率和实际贷款利率之间的利差，而这一利差又是决定银行资本杠杆率的增长效应与福利成本的关键因素。

这一发现所蕴含的重要经济含义为：选择何种货币政策工具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银行系统效率。

基于上述发现可知，对于银行系统效率相对更高的发达国家，选择银行资本杠杆率要求作为常用的货币政策工具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更为适当；

但对于银行系统效率相对较低的发展中国家，选择银行资本杠杆率要求作为调节经济运行的货币政策工具，从长期来看，可能加剧其经济增长率的下降以及福利成本的上升。

在现有文献之中，本文是第一篇在研发驱动型增长模型中详细分析金融摩擦对于多种不同货币政策工具的增长效应及福利成本的研究。

就货币增长率而言，相对于前人的研究结果，本文的数值分析所得到的增长效应和福利成本相对较大。

因此，本文将与文献中利用类似的研发驱动的增长模型所得结果进行比较，以分析两者关于货币增长率政策效果的差别。

在本文中，如果没有引入金融摩擦，这一福利成本仅为5.16个百分点，与现有文献相当。

而当引入了金融摩擦之后，这一福利成本将从5.16个百分点上升到9.28个百分点。

这一差距表明，银行系统中所存在的金融摩擦，对于减小货币政策工具的长期福利成本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一发现在现有文献中还尚未有学者论证。

但是，其分析更侧重于对均衡动态的分析，而没有进行相应的福利成本分析和测算。

战明华通过收集我国非上市公司数据和宏观统计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证实了金融摩擦与紧缩性货币政策强化了银行信贷渠道对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结构性错配效应。

鉴于我国目前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结构，银行信贷对于满足企业生产、经营、研发的资金需求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与此同时，我国中央银行所推行的货币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银行所能向实体经济提供的信贷规模的规模和投放方向，进而影响实体经济的增长速度和增长质量。

另一方面，相比于英美等发达国家，我国的金融体系效率相对较低。

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企业贷款的资金成本，进而影响企业的经营和发展。

因此，本文从银行效率和货币政策出发，研究这两者对于企业生产、运营和研发等重要活动的影响，也为我国当下的金融体制改革和实现稳增长目标提供了参考。

转载请注明：http://www.abuoumao.com/hyfw/774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