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金融发展不仅可以提高环境质量,还可以

根据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课题组的测算，要实现碳中和，预计未来30年我国累计绿色低碳投资需求将达到万亿人民币。而当前的金融系统并不能有效支持如此大的绿色投资需求。

一方面，这主要是由于绿色产业的技术进步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当前的资产收益率较低，使得绿色信贷在宏观审慎政策标准中往往被定为高风险资产，这使得次贷危机之后，为了防范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所推出的一系列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金融部门对绿色产业部门的支持。另一方面，巴塞尔协议III对金融部门的流动性约束，也加大了大量依赖长期债务融资的绿色企业融资成本。

此外，Campiglio还表示，当前的信贷创造过程所存在的市场失灵问题使得商业银行对贷款价格并不敏感，即使存在碳价等碳减排工具，商业依旧不愿意贷款给低碳部门。在这种情况下，要促使低碳转型，除了碳定价等政策工具外，还需要宏观审慎政策等可以直接扩大对低碳部门信贷的非价格型政策工具，改善现有的宏观审慎政策对支持绿色产业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刘锡良和文书洋则进一步表示让金融部门合理分担环境责任，支持绿色金融发展不仅可以提高环境质量，还可以提升经济增长质量。Rozenbergetal通过对差别存款准备金率的分析，表示宏观审慎工具在减排效果上虽然不如碳税政策，但是在政治上更容易达成一致，更加容易实施和推行。

且相比碳税政策，企业部门更容易接受这种投资引导类政策工具，更加有助于其适应新的经济环境，同时也提高了棕色企业的资本利用率，避免了棕色企业因过去决策所新增投资的大量浪费，平滑了转型风险ThomaandGibhardt通过对资本充足率中的绿色支持因子和棕色惩罚因子进行了分析，发现由于绿色产业规模较小，绿色支持因子对资本充足率的影响较小，相比之下，棕色惩罚因子对资本充足率的影响较大，同时他们的研究拒绝了棕色惩罚因子会影响银行的风险管理能力这一观点。

Punzi通过将企业分为绿色低碳企业和棕色高碳企业，模拟发现技术冲击、货币政策冲击和金融冲击中，只有金融冲击能够有效的提高绿色企业生产、增加绿色企业信贷，技术冲击和货币政策冲击都只能在短期促进绿色企业生产，在长期反而会给绿色企业产生负面影响。他们还对比了资本充足政策、顺周期的贷款价值比政策和差别资本充足率政策，发现只有差别资本充足率政策能有效的增加绿色融资。

BenmirandRoma研究发现，为减缓气候变化所执行的碳税政策会产生显著的福利损失，而对金融部门持有的绿色资产执行时变的宏观审慎政策则可以有效的缓解这种福利损失，他们还表示，碳税政策可以有效的提高央行资产购买政策的收益。

王遥等从模型的角度分析了针对绿色信贷的贴息、定向降准以及再贷款政策，发现这些政策可以有效的优化我国的产业结构，对宏观经济的负面影响也较小。陆菁等以中国绿色信贷政策为准自然实验，研究发现，中国的绿色信贷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一定的资源在配置作用，但还暂未形成波特效应，这主要是由于融资约束及融资成本上升使得高污染企业研发动力不足，同时，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也显著加剧了高污染企业的退出风险。

SchoenmakerandVanTilburg表示与生态环境相关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正在不断上升，但由于金融市场的不完善，使得单个金融机构并没有动力去改善这种风险，这就要求金融监管部门出台相应的政策来改善这一市场失灵问题，他们还表示，风险加权因子政策和风险敞口限制政策将是应对气候变化风险最有力的两个宏观审慎政策工具。

刘波等通过收集农村金融机构的经营数据研究发现，气温变动会导致农村金融机构的信贷风险显著上升，同时他们也表示，这种风险可以被银行业务的多元化所分散。王遥和王文蔚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证实了环境灾害冲击会导致银行部门违约率显著上升，同时还会导致金融部门的风险规避，进而导致信贷收缩，企业融资成本上升。

Dafermosetal则通过存量流量模型对气候变化风险进行了具体的模型，表示气候风险一方面会通过摧毁企业实物资产、恶化企业现金流，进而增加金融及非金融企业部门的违约风险，另一方面气候变化对经济主体的资产配置偏好的影响也会进一步加剧金融系统的不稳定。

DafermosandNikolaidi通过对差别资本充足率政策研究发现，绿色支持因子政策可以降低气候变化所带来的物理风险，当其与棕色惩罚因子政策或绿色财政政策共同使用时，效果会更加明显。但与绿色支持因子政策所伴随的银行部门杠杆率上升和与棕色惩罚因子政策所伴随的经济下行都会加大经济转型风险。而Diluisoetal将差别资本充足率政策与碳税政策搭配后发现，环境友好型资本充足率政策可以有效的减缓绿色转型过程中的经济波动，维护金融稳定。

Carattinietal则表示，事前的“棕色惩罚”和“绿色支持”政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弱气候政策对宏观经济及金融稳定的负面影响，但“棕色惩罚”和“绿色支持”政策执行本身会对经济波动及金融稳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此外，全球经济的绿色经济转型还可能会导致资本市场的大幅波动和资本流动的紊乱，进而给金融系统带来巨大的转型风险，这使得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不仅要考虑绿色产业发展，也要考虑经济转型风险。

Campiglioetal就指出，低碳资产未必一定是安全资产，降低银行贷款对低碳投资的资本充足率要求可能会危及审慎的政策目标。此外，一个笼统的环境友好型宏观审慎政策对各企业来说过于一刀切，因为企业由于生产活动不同而在碳密度上存在较大差异。但是，综合考虑各因素并做差异性安排，可能会加重银行资本要求评估的工作负担。而且，除非在全球范围内实施此类政策，否则高碳公司可以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筹集资金，从而避开对其不利的审慎政策。

Mazzucato则从增长的角度出发，表示防范金融危机的关键在于构建与创新活动和经济长期增长相适应的金融体系，通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来维护金融稳定才是化解金融风险的关键。李哲和王文翰从企业言行的一致性出发，发现相较于“少言多行”的企业，“多言寡行”的企业能获得更多的银行信贷，这使得绿色信贷政策的执行风险加大，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催生绿色资产泡沫。

现有有关货币政策如何支持绿色产业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类：非常规货币政策与传统的货币政策对绿色产业发展的影响。其中非常规货币政策主要集中于量化宽松政策，在过去的量化宽松政策中，央行主要目标是缓解企业的流动性约束和融资约束，资产购买计划往往并没有侧重于绿色资产，而购买大量的碳密集型资产的同时往往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产业转型升级。

为了在发挥非常规货币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同时引入产业转型目标，KrogstrupandOman和Vazeetal建议重新调整资产购买计划中高碳资产所占的比重，增加低碳资产的购买。与此同时，也有不少学者认为绿色量化宽松政策存在弊端。

Fayetal表示以货币政策支撑绿色低碳容易产生监管俘获与寻租问题。Dafermosetal通过建立存量流量一致性模型，发现绿色量化宽松政策能够有效的缓解气候变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但是绿色量化宽松政策的具体作用效果也要取决于绿色投资对债券收益率的反应程度。相比非传统货币政策，常规货币政策主要从储备资产投资、合格抵押品等角度来探讨货币政策对绿色产业发展的影响。

Boltonetal表示，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或地区)将绿色金融工具作为外汇储备管理的补充工具，如，法国中央银行虽尚未直接宣布将部分养老金投资于绿色资产，但已将煤炭投资排除在外；欧洲中央银行将其股权资产授权给加入了责任投资原则组织的金融机构，并要求其将ESG因素纳入投资依据；意大利中央银行宣布购买绿色资产。

Vazeetal更是建议中央银行将养老金的投资范围扩大至绿色资产，进而支持绿色产业发展。KrogstrupandOman则是建议由中央银行出资成立一个独立的绿色产业基金，发行期限长且安全性高的债券，用于投资于绿色项目。AgliettaandCoudert则是建议建立信托基金，将特别提款权部分地投资于有保障的低碳项目。

Schoenmaker表示将央行的资产负债表结构和抵押品框架向低碳资产进行中等程度的倾斜，可以在不损害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情况下将欧央行和银行部门持有的碳排放资产减少50%。MacaireandNaef研究了中国人民银行将绿色债券纳入中期借贷便利担保品范围对绿色债券风险溢价的影响，发现这一政策可以有效的降低绿色债券风险溢价46个基点，政策的有效性在6个月以后依旧具有有效性。

Vazeetal则从合格抵押品的角度出发，表示将绿色债券、绿色贷款纳入中央银行合格抵押品，可以有效的改变商业银行资产结构，进而绿色产业发展。陈国进等表示在央行担保品范围中纳入绿色债券可以有效的降低绿色企业融资成本，提高棕色企业的融资成本，促进产业绿色转型，但这一政策效果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慢慢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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