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了解的靳志先生

我所了解的靳志先生

桑凡

靳志先生字仲云，开封人。清光绪癸卯进士，继而入京师大学堂译学馆学法语，后又学英语。民国初被北洋政府派往法国留学。后因通电反袁（世凯）称帝，被袁氏撤销给养，电令回国，几遭杀害。经陈世昌、袁乃宽从中斡旋，先生得免于难。以后称病脱离了北洋政府的羁绊，转而追随孙中山先生，从事国民革命活动。后来一直在原国民政府外交部任秘书、专员等职。曾游历英、法、德、意、荷兰、比利时等十几个国家。并以文章诗词及书法的卓越造诣，获法国的文学艺术佩绶奖章。后因不满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独裁统治，被国民党清除出党，寄情于诗词书法。曾请著名篆刻家寿玺（石工）先生镌刻”周览倦瀛壖”印以明志。实际上是厌恶旧政权中政客间的角逐和倾轧。为糊口计，在外交部任个闲散空职衔，退居从事学问。当时先生家庭人口多，一介书生，理财无术，除在小辛庄留有祖茔外，无一椽之屋，常常乞贷于人。

先生读书于清末，由于科举致仕所需，书法学欧阳询体，馆阁气息较浓。和当时一般应试者的字一样，笔划匀整。

辛亥革命后，他厌于刻版的馆阁体，也由于缄劄的需要，他专习大王（羲之）书，如《兰亭》、《圣教》、《十七帖》及《淳化阁》帖中的王书部分，兼学褚（遂良）、李（北海）等家，继承帖学，一洗馆阁书风。这一时期，先生和他的同年、友人萧方骏（龙友）、张伯英（勺圃）、陈三立（散原）、叶公绰（遐巷）、金梁（息侯）、樊增祥（樊山）、黄侃（季刚）等人组织诗社，并论书法。

由于探讨草书结体的需要，他从王世镗（鲁生）学章草，帮助王氏完成《稿诀集字》并刻石于关中，《稿诀集字》是讲求草书结体的专著。王世镗生性朴讷。屡踬场屋。潦倒穷困，闭门研究草书数十年。他以羊毫写章草，古拙苍浑。在以科名衣冠知名的旧时代，当代的书坛，根本不知王氏其人。那时的章草名家罗复戡见到王氏书，断为古人，颇为倾倒，画家余绍宋等人也随声附和，先生即将王氏其人举了出来，并于报端批驳罗议。闹了一场哄动一时的“章草案”。后来还是先生的老友，关中于（右任）氏出面打圆场，才算了事。罗复戡、余绍宋都是先生的老友，常有诗文往来，于右任在当时的书坛上颇负盛名，对于先生的诗文、书法的识见很是服膺。在于氏编写的《标准草书》完稿时，即向先生征题。先生即赋诗表示赞誉。于氏以得到先生的赞许，很为兴奋，在致先生的信中称：“标准草书四律，读之再四，真觉得此时代无第二人能为之者也。”足见他对先生的敬佩。先生章草也因之更负盛名，为人争重。

南京解放，先生不去台湾，坚决留在大陆。在南京原外交部向人民政府作了移交之后，退休定居开封。由于我党及人民政府对他的重视与关怀，聘任他为河南省政协委员，河南文史馆委员，又被选为河南省人民代表。先生一生清介自守，无烟酒嗜好，身体十分健康，精神愉快，以与各地友人举行诗钟，互相唱和为乐，有不少歌颂新时代的篇章。一九五七年春季，先生已是八十余岁高龄，沐浴时跌折右腕及胯骨，在人民政府的关怀下，数月治愈，依然精神镬铄。从此以后先生的书法更加苍劲，到了“人书俱老”的境地。作品之多运笔之快，实属罕见。例如在一个星期天，嘱我陪他写字，清晨开始，午饭后闲话片刻，以极工整的小楷写了十页扇面，精神仍很饱满。在此期间，他整理并用小楷抄了他的《归田集》包括文章，诗词、题跋等全卷数册。有一次叫我帮他整理数十年来自留的作品，感到折腕后又有了新的进步。为此他自拟了一幅对联，下联写道：“根深盘错，风骨弥坚”。请他的同年金梁写出，张于壁间激励自己。沪上书法家沈尹默听说先生折腕后，仍然能坚持作书，来信誉为：“八十老翁能换骨。”意思是称赞先生腕折治愈后，书法更臻妙境，即书法中地谓“金丹换骨”了。并书赠对联。

先生是封建的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他亲眼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改变了旧中国疮痍满目的面貌，更是热爱我党和热爱祖国。在他的住房正中悬一额，上书“居易斋”三字，其出处虽见旧笈，但在欣赏这三个字时，先生说：“长安居大不易的时代（真是俱往矣）也再不用找大先生了（大先生即指张家骐，先生常向他借钱）”。热爱新的生活，热爱社会主义之情溢于言表。他随政协视察三门峡水库工程时，填词写道：“……天工人代，眼前视见能说。”先生认为这样的建设，在旧时代是根本无法想象的事。人民大会堂河南厅选挂了先生的书法作品，在建国十周年大庆时，先生特选了“玉京秋”词牌填词，并书写以献，受到国务院的表彰。

在十年动乱中，这位名满中外，热爱党、热爱祖国的诗人、书法家，竟被指为“历史反革命”，以“尊孔”罪被批判，于一九六九年二月十二日含恨逝世，终年九十二岁。先生性格平易，索诗文、索字，几乎有求必应。即在开封就留下不少作品。后来经我查访，绝大部分毁于“破四旧”中，偶有幸免，亦属聊聊。

先生书法风格秀峭简淡，清隽高远，功力内含。他主张清淡平远，决不踵饰增华以甜媚园熟取悦于人。积数十年功力，遍临法帖，纯以意取，不求形似，但于用笔则提捺转换恪守法度，从不苟且，更不补笔描摹。先生书法有的是晋唐风骨。虽能辨出渊源于帖学，面貌上却不似某家某派，如与法帖对观，则在“似与不似之间。”颇饶“书卷气”，俨然大家风度。尤其是晚年的作品，达到了返朴归真的境界。

先生作书在选择内容方面是十分认真的。临古帖也经过拣选。他曾说：“字写得再好，如果内容泛泛，或是糟粕，让人读了无益；文章不合语法，诗词不合格律，让行家看了则贻笑大方；文字根底浅的人看了，甚至会被贻误。”先失最厌恶不合格律的旧体诗。曾请我的老友李白风先生刻“恶客宁逢避恶诗”，讽刺那些不通格律，自命风雅的诗文。先生说很多法帖不但书法好，而且诗文好。孙过庭的《书谱》就是一例。在向我讲这篇名著的书法成就的同时，并通讲了全文。先生认为《书谱》的书法和文章都好，只是限于骈文体例，说理不够明沏。并有尊大王（羲之）抑小王（献之）的隐意，世人评小王取势外拓，先生则说这是明显的新意。如步趋乃父，焉有进展。持论是公正的。先生也爱写自己的诗文。八十寿的那天，我与家兄学瀚往祝。当时留我兄弟二人小酌，先生也破例饮了一杯酒。他指着自己写的自寿诗说：“朋友们常说我的字是晋唐，我自写我书（指现代），同时自写我文（内容也是自己作的）何称晋唐？”寓意是一切都在进步之中，书法既要有自己的面目，内容也不总要抄前人的。有人自撰诗文求书，只要内容好，合体例，即欣然命笔。反之，即遭拒绝。如求书前人诗文，则必见诸原笈，决不率而操觚苟且从事，诚恐谬种流传。

先生一生服膺帖学，尝说帖的字如孙过庭所说：“飘洒流落，翰逸神飞。”且大多出于文人墨客之手，得以流传为人争重，书法当然是好，而帖中的诗文即使内容不合时代要求，但技巧还是好的。自印刷术问世以来，多能见到原迹，易寻笔法，即是拓本，出版的也都是选取佳拓，学之易得规模。碑刻肃穆庄严，学楷最宜，魏刻的墓志和造象，虽极雄强，但起笔落笔及转折处，多露锋芒，俨然斧凿所致，大失书法原貌。原作又少墨迹可求，如用柔毫实难表达，弄不好会形成侧笔刷纸，易书偏锋。这实是先生追求帖的清逸意趣。除了他的楷书原来也取势过魏刻，可是不为他喜爱。加之清末翰苑人物数百年来流风余韵所及，书法很多是欧（阳询）之底，赵（孟）、董（其昌）之面。先生翰苑耆旧，影响所及，合当如此。只不过他既不接受赵孟的甜熟，又不接受董其昌的拘谨而已。

先生是名诗人，积稿数十卷（据闻付梓的河南大学有藏）。此文虽不是论诗，但他对诗文和对书法的主张是一样的，即是标举“神韵”。正如严羽《沧浪诗话》中说的，要求达到：“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境界。朦胧含蓄，寄有深意。先生对诗文和书法的主张是一致的，讲求于书法之外，尚有余情。先生的诗文词藻清丽，隽永含蓄，用典严格。要求诗文用典有出处，书法笔笔有来历。看来非有深邃的素养难臻妙境。

先生长子文翰，早年留学美国芝加哥，后来执教于上海复旦大学（闻现在美国讲学）授课之余颇善奕艺，更长于诗文书法，诗作直入唐人堂奥；书法以晋唐根底兼含六朝逸趣。上海《书法》杂志曾发表过他的作品。一九七二年省、市统战部，省文史馆为先生补开追悼会。文翰兄与我作了长谈。拟将先生遗稿遗迹由我两人分别整理，俾使流传而不致湮没。我们均碌碌于现职工作，只有待致休后的余年去从事了。

我受教于先生十数年，先生积学持重，诲人不倦，于楷、于行、于章今二草，于诗词文章等等，因得入室，常接謦咳，受到不少教益。因我是科技工作者，业务不近文艺，工余时间有限，加之时习辍，自视书法十分拙劣，算得是“恶扎”了。的确愧对师门。尤其先生辞世时，我正值“牛棚”，未能亲瞻遗容，亲挽遗体，引为终生憾事，深疚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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