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时的玄学名士追慕隐逸之风,对政治保持

在古代，隐士是专指隐居的高人。他们因各种原因是采取了避世自高的方式，有的是誓死效忠旧朝，不愿归附新朝的；有的是自矜高德宏才，不屑于红尘俗世的；也有为躲避战乱迫害而被迫隐居，这些隐世高人颇为后人推崇。

推演至东晋，隐逸之风有了新的变化。由于门阀政治及门第观念的进一步加深，玄学名士们务须努力，便能通过门荫方式获得高位。他们热衷于追求玄理生活，以高蹈迈世自许，在奢侈的生活中悠然自在地欣赏山水，俯视作对，挥麈清谈。

佛教思想的浸染，进一步的强化了隐逸在玄学名士心中的地位。于是，在东晋中期，隐逸成为了一种社会风尚，一种以清高飘逸相标榜的生活方式，是玄学名士们所追捧的玄理生活的重要部分，因此很多玄学名士自身都兼具隐士人格。

隐士一般被分为三类：山林之隐，田园之隐，朝隐。山林之隐的生活颇为艰苦，不是那些出身名门高族的玄学名士选择的佳方式，他们既要表现自身的清逸高迈，同时也需要纵情享乐。因此在东晋南朝，玄学名士们更多的是选择田园之隐于朝隐方式，且往往是以两者相结合的方式出现。

玄学名士们过着一种似隐而非隐的生活。一边渴慕着隐士的高达旷世，一边又眷恋着纵情享乐的生活。玄学名士群体中，弥漫着一种对隐逸生活的向往与追慕，却又对政治，展现出与元康名士截然不同的热衷。

其实这恰恰是东晋中期，名教与自然已经得到调和，二者渐渐相融的结果。在玄学的发展历程中，纵然有竹林名士的纵情任性，元康名士的奢侈放达，但其总体趋向是二者合一。玄学家一直在试图调和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也最终在东晋得到了解决。

谢万的《八贤论》和孙绰的《难八贤论》之争，就是针对名教与自然关系的争论。谢万认为隐处者为优，出仕者为劣。孙绰则提出“出处合一”的观点，可见东晋之时，玄学名士对于隐于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