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卢战记此书上下连贯,此书同时兼有叙

《高卢战记》总共八卷，前七卷出自凯撒亲笔，以一卷记一年度之事，从凯撒任高卢总督的公元前58年写起直到公元前52年。

此后两年他仍在高卢“大展宏图”，因此也属战记应述范围，可能此时他因忙于回意大利准备大打内战而停笔，此两年之事遂由部将依尔久斯续作，编为第八卷，形成全书八卷之数。

古人关于此书写作的具体动因凡有两说：一是说它是为向元老院作年度汇报而写；另一则说它是凯撤为向政敌小加图等辩论剖白而写。

现在看来，两说皆有一定道理，年度汇报可能是《战记》的原本，因而决定了它以一卷记一年大事的体例；但针对小加图等人在元老院发起的攻势而以此书反驳，也确有其事。

此书同时兼有叙事与政论两种性质，正合乎凯撤私下以此书作政治宣传的用意。全书虽属凯撒自我介绍亲身经历，行文却不用第一人称，凡提及自己之处，都用“凯撒”和“他”来称呼，使全书自首至尾皆不露主观语调和个人感情，以保持其客观叙事、冷静分析的特色。

但实际上，凯撒无时无刻不在向读者显示他的形象，而且是精心塑造的形象，只是他遵循“真正的艺术即不见其为艺术”的古训达于出神入化而已。

西寨罗和凯撒正好是文化史上互争雄长、难分高下的两座并立入云的高峰。他俩不仅在政治上站在对立面，各自领导着元老派和反元老派的两大营垒，而且，在散文写作和文化事业上，他们彼此也是异曲同工，各领风骚。

在意大利文化史上，可以说他俩都相当鲜明地体现了这个时代开阔高远的精神，却又各有所宗，各有所长。如果说凯撒是坚毅平易兼得，西塞罗则是开阔精深兼工。

作为“拉丁文学泰斗”，西塞罗一方面有其博大精深、兼收并蓄的基本的优点，同时也有自己独特的清逸祖露、亲切和善的性格。

作为元老派的首领，他当然不忘宣扬罗马人自封为民族天职的统治万民的抱负，但他的学识与性格却使这种宣扬带有人道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哲理与情怀。

因此，西塞罗在文化史上产生的影响，非仅在于他的文章精妙古今独步，还在于他对人性、民主、开明、共和等等观念的启迪。尽管他所维护的、甚至为此丧生的元老派的事业是注定要失败的，他以自己掷地有声的雄辩之辞捍卫的人文理想却是崇高而不朽的。

西塞罗与凯撒之出身罗马望族不同，他只是意大利中南部一个小城的市民，虽然家境富裕并有罗马公民权，他这种出身却更能代表意大利各地比较普遍的高层文化人士的意识。

然而，在共和末年扑朔迷离的政治风云中，使西塞罗走上元老派道路的主要是他所服膺的共和政治的理想。

从青年时代起，他就以反独裁、反腐败斗士自居，并把维护民生共和的理想和保持罗马共和制度等同起来，而在当时最热衷于保持共和制度原封不动的只有元老派，所以产生了他和元老派共存亡的悲剧。

但就其文化修养和文学成就来说，则更有代表整个意大利的意义。由于家境富裕，他可以说是受到了当时意大利地方人士所能受到的最好教育。他在本城完成启蒙学业。然后到罗马深造，在罗马完成最高学业，成为一位著名的辩护士（有如今天的律师）。

演说与修辞是当时罗马官场最重要的经世济用之学，它在公私生活中皆能发挥重要作用：为公则用于各种公民会议和元老院中的演说，它是政治斗争的主要手段；为私则用于法庭诉讼中的辩护，更与个人利益密切相关，同时也是学人用以增加收入的重要手段。

西塞罗的演说与修辞同时服务于公私两方面，既为升官也为发财，但又决不以这种世俗目的为限，一方面他对演说与修辞技巧的提高要求极严，另一方面又极注意自己的文化修养，他的视野较一般学子广阔得多，文、史、哲无所不通。

即使从演说与修辞一科而言，他也注意广采博收，集各家各派之长，达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境地。当时以文风华丽、词藻丰富为特色的希腊修辞学派的代表大师多出自小亚细亚（今土耳其）各地，故有亚细亚派之称，西塞罗在罗马学习时的老师都属于这一派，他的修辞学的基础和渊源显然也由此而来。

但他很快就跳出一家一派的藩篱，注意吸取其他派别、甚至对立学派的长处。例如和亚细亚派唱对台戏的、力求简洁的亚狄加派，他也学习甚股。

他到罗德岛去求教的莫隆，便是亚狄加派的大师，正因为如此，他对服膺亚狄加派的凯撒的文风也很赏识，既不因其为政敌而斥之，更不出于门户之见而贬之。

他对修辞学的综合融会还表现在既充分吸取希腊精华，又注意发挥罗马特色等等方面，从而做到熔希腊的活泼明快与罗马的坚定沉看于一炉。

西塞罗在学问上的融通综合，与他在政治上信奉自由民主、共和体制的理想，哲学上强调理性和开明中庸的原则是互相配合的，因此他作为文学家、演说家、修辞学家固然有登峰造极的成就。

却又无不由于其社会活动的广泛和学问的通博而益增其光彩，并由此决定了他那些极受人称誉的文体与风格：讲究细心加工与自然流畅的结合，为文结构匀称，词汇优美，句法严谨，音韵铿锵。

出于罗马人重视实用的性格，他那些完美的文章和演说也是他在官场和法庭上发挥无比威力的武器。

恰好他步入政坛之时正是斯巴达克起义后新人容易崭露头角之际，他首先以几篇反贪污腐化的演说而名声大噪，接着便被选为市政官、行政长官等等，直到公元前63年出任执政官，达到了共和国的最高官阶，以后便进入元老院，而他的文章也如其仕途的顺利那样为世人折服，终于戴上“泰斗”的桂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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