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清雅遇到雄富,僧集该以何种姿态

中国古典诗歌传统“风格之美”包罗万象，风格是由诗人的主观精神和客观意象融合而产生的。所谓“物与神游”便指作诗时要达到主客观的统一。《唐僧弘秀集》之风格美集中于“清”“雄”二字，李龏自序中所言“风制不尘，一字弗赘”指的就是清新简洁的风格，而“发音雄富，羣立峥嵘”则指雄奇豪迈的意境。

《唐僧弘秀集》风格美

一蔬笋之气

1清淡平和

“蔬笋气”一词，往往用来形容僧诗的清淡疏净。但苏轼本人对诗僧的“蔬笋气”是极不推崇的，认为僧诗中出现的清苦生活难免流于世俗，意境不足。随着僧人群体的壮大，僧诗在古典诗坛中占有一席之地，文人与批评家对“蔬笋气”的定义也逐渐改变，蔡绦认为若僧诗没有蔬笋之气，则趋近于世俗诗，或回归宣扬佛教教义的说教诗。

如此，便是肯定了“蔬笋气”的艺术价值；元好问认为僧诗之“蔬笋气”与文人追求“骚雅”并无不同，都是审美追求的体现，只是标准不同。

诗人表意的平静淡薄。唐代世俗生活繁荣多样，林泉之乐，非隐居山林的僧人依然可以体悟，唐代文人具有游赏山水的物质基础，闲适享乐的情感体验并不难得，文人墨客对自然的抒写也不在少数，可这与僧诗最大的区别在于，常人将此林泉之景作为一种“乐”来看待，大多赞颂自然景致之美，诗中往往体现喜悦快活的心情，而僧人多年隐居山林，林泉景致对他们而言是平淡而朴素的，诗中所描绘的美景在鉴赏者眼中是刻意为之，实则是俯拾皆是，取用自然。

这也使僧人之诗无甚激昂高亢的情感，唯有平静自然的情感流泻。僧诗之清淡是“清而有味”，此“味”便是禅味，如“此境堪长往，尘中事可谙。”“自可求居止，安过此生。”透露出对生死与世俗的参省，也是清淡平和的表现。

2雄奇峥嵘

“烟霞气”尤指文辞清秀隽永，诗风劲健豪迈。禅诗给人文雅淡净又高深莫测的感觉，但自唐代佛教文化大肆发扬以来，僧诗已脱离刻板印象，创作题材虽大多与僧人生活和佛理禅趣相关，但抒写风格已与往常大相径庭。

如皎然《出游》，“狂发”“乱歌”“任闲步”看似不符合僧人形象的行为在诗人身上得到和谐的统一，诗中充满年少狂放的轻快感，这首诗虽不是狭义的佛性禅心的体现，但诗人情感恣意潇洒，尤其尾句“此心谁共证，笑看风吹树”，向我们展示一个洒脱不羁、无拘无束的诗僧形象。

再如贯休《观怀素草书歌》，中唐论书诗在一定程度上趋于成熟，相比盛唐时期数量和内容上都有明显扩张，而赞美怀素草书之绝妙又成为当时的流行，此类诗歌修辞手法运用之娴熟、言语之精妙华丽令人称奇。贯休《怀素上人草书歌》打破世人对僧诗刻板印象，创作出辞采清丽、气势恢宏的诗歌，彰显僧诗创作的“烟霞之气”。

二禅理之辩

1清拔高雅

诗与禅原本是不相干的两种意识形态，一种来自文学艺术，一种源于宗教艺术，但诗旨在传情达意，主观表达自己的情感；禅则影响着人的价值观、生命观，从客观角度带人认识世界、体悟生命，二者归趣不同。

不过从根源上讲，诗与禅的阐发都需要用心体悟，从而求得“象”与“境”的和谐，这使二者有所勾连，从而产生新的审美价值。

在诗与禅的相互作用中，诗只对禅意提供了形式上的支持，是锦上添花的作用，而禅对诗却产生内省的影响，从根本上带来理趣之思，其作用犹如切玉之刀，影响着诗的内涵。

此言虽有夸张之嫌，但禅为诗带来的巨大影响已不言而喻，禅理之辩产生的清拔高雅从根本上说是禅理本身的超尘脱俗促成的，引禅境入诗境是僧诗最独特的表现。

吴均与诗人孟郊、贾岛的诗风与经历有颇多相似，诗风寒瘦，用字拙朴，其山水诗文有“简淡高素”的特点，这与《唐僧弘秀集》中多位诗人的诗风不谋而合，所谓“清拔”，是在简淡清秀的意境中回荡着俊逸超脱之气，其外在秀美清逸，内里则有一不可抗拒的力量，这种清拔之气给人以刚柔并济的美感，这也与佛家“菩萨低眉，金刚怒目”相契合，轻柔与刚硬都在诗中有所体现。

2残损孤傲

不完美的事物已脱离残缺的不足，成为美的又一形式。在僧人看来，生命的残损不仅不是一种缺陷，反而具有别样的孤傲之美。

诗人在以残损之物为意象时，并无沉沉之气，而是一种虽有残损，却依然孤傲自立的傲然姿态。

如贯休《月夕》贯休冬夜闻羌笛，心中思绪万千，又见江风吹落梅花，梅花虽被江风吹落，但仍可觉察其傲立风中的清冷孤傲气质。

“吹不尽”的江风不住摧残，使“残梅”凋落，这种孤傲的生命之美使诗境更加清寂幽深。

《唐僧弘秀集》收录的首僧诗中，运用“残损”意象的诗歌就达首，诗人对残损之物的偏爱原因有五：其一是自然景象的清寒瘦削。僧人生存之地环境清寒，自然之景常使人产生淡薄清简之感，诗人善用“残灯”“落花”“残云”等意象营造孤寂的氛围。

且山林之中一切用度都比较节俭，所用之物出现残损和老化现象是很常见的，对于僧人而言，这种简朴也是一种修行，残损的景象更能使僧人参透生死，顿悟佛理。是僧人对生死流转的参悟。诗人不以凋谢死亡为终结，而是作为新的开始。

李龏选诗审美思想之成因与意义

《唐僧弘秀集》选录的僧诗继承了唐代诗歌的美学特征。唐代僧诗之美，不仅仅承袭了唐代文人诗形式的合律严整，更包孕深刻的文化内涵与文学底蕴。

李龏的审美思想借《唐僧弘秀集》的编选表现出来，政治、哲学、道德、宗教等多元文化的共同作用使李龏的审美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一李龏选诗审美思想之成因

纵观两宋诗史，不难发现，宋代诗歌在继承唐代诗歌丰富的创作题材和创作方式的基础上，发展出富有哲学意味的创作理论。

宋初“晚唐体”诗人苦吟之风的影响一直延续到南宋晚期，李龏的诗歌创作依旧沿袭苦吟诗人森严的章法与苦思冥想的风格，此时“苦吟”已不仅仅是创作态度，而是深深融入宋代诗人的审美理念中，融汇成更加理性和克制的创作法则。

1苦吟诗风的影响

宋朝建立之初，政权虽有交替，但在文学与文化领域，与前代的传承并未完全割裂，依旧是以“宗唐”的诗学取向为主。

“苦吟”之风不仅影响了两宋诗歌创作，更长久地影响了宋代理学发展与思维方式，使宋代文化艺术领域充满思辨之美。

南宋时期这种苦吟风尚得到继承与发展，寒素诗人表达失意与寒苦生活成为流行，在诗僧群体中也得到传承，但僧人对世俗生活毫无欲望与追求，他们的“苦吟”脱离了对现实生活的抱怨或嗟叹，更注重文字与创作技法的钻研。

从“吟苦”变成了一种诗歌创作态度，提及公案“一字之师”便是僧人追求字字推敲，有规可依的典型。僧人在苦苦钻研的过程中，也追求思想上的明净澄澈，以求通过“苦思”获得心灵解脱。李龏认可苦吟方式的同时，有意将苦吟传统传承发扬下去，表现在诗歌编撰中既有反拨孱弱之用，也有对儒释道三教思想的继承与传扬。

2佛教与儒学的双向建构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意识形态，也是影响最为深远的文化传统。时至今日，儒家思想依旧以根深蒂固的影响左右着我们的思想与行为。佛教入华之初，为了成功在中国这片土壤扎根，与中国传统儒学相互交融，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

南宋时期佛家与道教在地位之争上的此消彼长也使佛教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传播，宋代佛教的处境并不是一帆风顺，自宋太宗开始，道教就成为被推崇的教派，宋高宗时，又检讨北宋灭亡之因而崇拜佛教，在朝廷的支持下，佛教不仅拥有文人基础，也拥有了大量民间基础，众人的信奉使佛教在南宋逐渐成为流行。

佛教与儒学的双重影响造成了李龏既有儒家积极入仕、崇尚仁德的思想，而宋代佛教文化的流行，与僧衲道侣的交往又使他带有佛教对人生与利欲的深沉思考。

二李龏选诗审美思想的意义

李龏的审美思想在南宋诗坛引起了怎样的冲击已不得而知，但依据李龏创作及编选的作品中，我们依旧可以看到李龏期望发挥诗歌的传统教化作用，诗歌创作是无目的的，李龏希望借僧人清高脱俗的诗歌洗净世人对功利的盲目追求；同时，南宋诗坛在动荡时局与频繁战事中充满了俗媚孱弱之气，李龏期望通过这种无声的呼吁，恢复诗歌雄奇峥嵘之色。

1扭转诗歌创作的功利性

艺术创作本应是无目的性的，当艺术与功利相勾连，成为谋取财富的手段，难免影响其本质的传达。南宋时期那些入仕不得，最终流落江湖的有学之士的诗歌作品被陈起收录，编成《江湖集》。

此类诗人以姜夔、刘过、戴复古、刘克庄等为代表，初期常抒写志向难平或寄人篱下的苦闷心绪，也表达对朝廷的不满以及对隐逸生活的艳羡，多为消极避世的思想，影响较大。

后期随着诗派队伍的壮大，和许多人在“以诗干谒”之路的如鱼得水，越来越多的人将诗歌作为谋取权钱的工具，不再坚持操守与志趣，为追求实际利益，常写应酬、献媚之诗，内容空洞无趣，措辞俗套粗糙，毫无艺术价值。

2反拨南宋孱弱的诗风

江西诗派以其重技巧、尚推敲的创作理念逐渐在北宋诗坛占据重要地位，成为拥有巨大影响力的诗歌流派，其中，杜甫、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四人影响最为深远，使江西诗派形成了风格追求瘦硬奇拗的体系。

诗派中人喜好吟咏书斋生活，重视炼字炼句。江西诗派的创作体系直接影响了整个南宋诗坛的创作倾向，使整个南宋诗坛走上了推敲琢磨，字句精准的创作之路。

宋太祖赵匡胤深知武将之蛮莽对皇权的威胁，宋代立国之初便实行重文抑武的国策，朝廷内部在裁撤武官、优待文士的同时，对一切朝内股官员都以优厚的薪酬待之，且岁满辞官之后，依旧可以享受优渥的“退休生活”。

这种“重文之风”在两宋时期始终没有改变，造成了宋朝“冗官冗费”的局面，优渥的生活，高度发展的市民经济，使许多文人士大夫养成了奢靡浪费、纵情享乐的恶习，也使享乐主义在两宋盛行，到南宋中晚期，这种情况更是有增无减，愈演愈烈。

转载请注明：http://www.abuoumao.com/hykh/3379.html